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 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 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于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婆,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婆,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还要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哩!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便是痛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
1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缥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 世说新语》 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履,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量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麓,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诣孚,正见自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炳屐。’意甚闲畅;于是优劣始分。”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味的标准。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因为认这类事当趣味的人,常常遇着败兴,而且结果必至于俗语说的“没兴一齐来”而后己,所以我们讲趣味主义的人,绝不承认此等为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的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
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么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一一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青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头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己。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选自《 梁启超文选》
作者简介:梁启超1873 一1929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弟子,曾参加组织“公车上书”。1896 年任《 时务报》 总撰述,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主张兴学校,育人才,开民智。1898 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主张君主立宪,曾大量译介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引起知识界极大反响。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晚年任教于清华大学。
这里收录了他的两篇演说。《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的观点,并把生活得没有趣味的人比作“行尸走肉”,丧失趣味的社会比作“痛病的社会”,见解独特、深刻。接着,话锋一转,从学的趣味、教的趣味谈起,进一步说明他把“趣味”当作目的的教育思想。内容饱满含蓄,语言率真直露。演讲中比拟手法运用贴切,别具一格。多次引用古代贤哲话语、古代文人轶事,由此衍生出的有趣话题,造成一次次的幽默效果。另一篇《 学问之趣味》 是他在南京东南大学为暑期学员作的讲演。一上来,大学者诙谐地用化解自己姓名的办法来证明他是个里里外外、彻头彻尾的趣味主义者,使听者忍俊不禁。接着,他简单明了地提出界定“趣味”的标准、性质。这种把自己的论点完全用调侃语气抒发的表达法在一般演讲词中实为罕见。随后,他紧紧抓住听众心理,层次分明地指出走趣味学问之路的四种方法。其中,他把学问比喻成人的胃,把做学问比喻成“摩擦生电”,深入浅出的词语缩短了说与听的距离,造就了产生幽默的环境,使他“为学问而学问”的思想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渐渐被人们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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