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讲出我的缺点和秘密：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总想好好地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好像一本小说就会使整个人的精伸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要一个作家负担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决不是好办法。我有位朋友去年在《 上海文学》 发表了一篇短文，不久刊物就收到好些读者的来信，不用说，是迎头一顿棒打，有人甚至说作者别有用心。事实上这位文教战线上的老英雄不过在文章里批评了一个女售货员，还附带批评了他的一个学生。他没有在文章里重复人们常说的话，因此引起了这一场风波。固然读者有权对任何一篇文章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谁也不能乱打棍子，伤害别人。幸好这几年来编辑同志的胆子大多了，他们接到那些气势汹汹的来信，并不太紧张，也不要作者低头认错。我们不要以为拿框框、捏棍子的人代表了舆论，其实占大多数的不写信的读者并不会同意他们。他们人数虽少，可是到处乱打棍子，整得有些人提心吊胆，不敢有雄心壮志。
      谁又不怕挨整呢？谁又愿意因为一篇文章招来一顿痛击呢？许多人（我也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关。前不久我们好些人谈起现在的文风，都觉得现在的文风跟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和当前的国内形势都不相称。“双巨”方针已经发表好几年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怎么还有那许多框框？为什么我们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还不见花红似海、百鸟朝凤？为什么在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全国人民思想的一致是我们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但词汇的相同就不值得夸耀了。要是许多人都用“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写文章，那才是人力物力的浪费。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我们人民的心灵是非常优美，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决不贫乏，我们作家的头脑也并不简单，我们的队伍中间也不见得有多少懒汉，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于使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不肯多动脑筋想出别人未用过的适当的字句，创造不同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感受来解释、来阐明同一个真理、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原则，来描绘、来反映、来歌颂同一个伟大的时代呢？显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障碍。障碍不止一种，我刚才讲过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框框和棍子和那些但求无过怕挨整的顾虑就是最大的障碍。
      我一再提到顾虑，并非在这里信口开河。在公开的集会上虽然很少听见讲起个人的顾虑，但是我和一些作家私下谈起来，我们都认为这种顾虑的存在正阻碍着创作的繁荣。我们私下也会批评某一位作者胆子小，顾虑多。其实我们中间谁又能说自己胆大呢？今天再没有入说《 洞萧横吹》 是一部坏电影，《 布谷鸟又叫了》 是一个坏的剧本了。可是当棍傣齐下的时候，有哪几位作家站出来讲几句冷静的话，发表一点合乎实际的意见？我们现在有的是1 ，事后诸葛亮”。然而我们国家需要的却是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文艺战土，即是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来爱护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文艺工作者。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热爱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身的勇气也是极其可贵的。做一个新中国的作家就需要这样的勇气，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如何，我们要顶注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
      选自《 巴金文集》 

作者简介：巴金1904 一2005
      中国著名现代作家。他的成名作为“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其中尤以《 家》 蜚声中外。它曾对青年的反封建栓桔、反旧的传统势力、追求新生活的斗争产生过巨大影响。巴金是位热爱中国、热爱******************的多产作家，写过不少散文、特写、小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脱离了文艺界。四人帮粉碎后，他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第一个站出来反思自己在文革中所讲的违心话，写出了发人深省的《 真话集》 。他“从我做起”的批判精神震撼了文坛。
      这是巴金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他把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作了入骨三分的刻画、剖析，对造成我们文学艺术百花园不能“花红似海、百鸟朝凤”的原因、现象作了痛快淋漓的鞭挞、讽刺。它显示了巴老对生活独到的幽默见解。
      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人们由于这些框框棍棍而顾虑重重，连讲真话的勇气全都丧失殆尽，文学艺术的发展从何谈起了在演讲艺术中运用比喻的手法司空见惯，没什么稀奇，但巴金通篇以“框框棍棍”作喻体，将所有的感慨、情绪、思想统统表达出来，并不多见，很有特色。演讲结束，他巧转话锋，含蓄精练地告诉大家对付“框框棍棍”的办法，妙不可言。本篇演说深刺世弊、启人深思，算得上是嘲讽型幽默演说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