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和诸位是第一次见面，诸位对于我或许还能有些微了解，但我对诸位却是全无了解，真可说是素昧平生。我也不知诸位想听我说些什么。

      来美前有人提醒我，告诉我说，美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好的朋友，也有不太好的朋友，还有坏的朋友― 已经不能称为朋友，因此你要注意。我不会撒谎，有什么话都直说。我向来处在相当单纯的社会，对任何人都相信，把谁都当朋友。我以前交过美国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就是史沫特莱。本来我从小不单是对美国人，而是对所有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很怕，很有戒心。这也难怪，因为过去，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但是史沫特莱给我上了一课。她的言行说明，外国人当中也有很好的人。她那时在上海处境就很危险，整天都被特务包围着，但她仍然不遗余力为中国的进步事业冒险奔走，在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她尽力协助营救我。所以我回答提醒我的人说，我不怕。我从来就是不怕的，因为我是写人的，就一定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样才能对他们有了解，否则就不可能写他们。我这次来美国，就要尽量多见到一些人，也许我将来回国后能写一些半美国人与美国人。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是从事创作或对创作感兴趣的，我现在就讲讲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怎样写人的。

       我从小就喜欢观察人，那是因为我在当年封建社会里没有发言的权利，只能在旁边听。我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像《 红楼梦》 ，我舅妈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王熙凤；也有人搞枪，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这又有点像《 水浒传》 中的人物；也有书呆子和其他各种特色的人，所以我的家庭本身就是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小说。家里人都看我不起，因为我是女的，又穷又小，大小事都不让我参预。这就使我有了很好的条件，所谓旁观者清，我可以好好地在一旁观看，仔细考察。所以我对那个封建社会，那个摇摇欲坠即将垮台的旧社会，是确实有些体会的。

      我还有个习惯，就是遇到人虽不能记得他的名字，但他的形貌、动作姿态、语言声调等，却在我头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对这些我颇能过目不忘。我要感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这是个革命的时代。我既不能跳出这个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革命时代，我就必须全身全心投入。有一次有人要我题辞，我曾写道，我也很想能有安静的生活环境，可以无忧无虑。可是这是乌托邦，天下哪里有世外桃源？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旋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因此我得到了很多难得的经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我这样常在风浪中走，等于在不断受到锻炼，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提到写作，我说一点体会。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而是迫不得已的。美国社会怎样，我不知道；但中国旧社会使我很受不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愿跟着其他的人争着向上爬。进中学后对学校给我的培养教育，也感到怀疑，他们要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老教我老老实实地当顺民呢？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我觉得毫无意义，就算将来能进大学，拿了大学文凭又能怎样？顶多做个平平庸庸的书虫。我由于家庭关系和读了一些书，就懂得忧，懂得愁，很为国家和社会着急。急于想求得国家该走什么路，我该走什么路这种问题的解答。那时共`产`党刚成立，我就去上海找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比毛泽东有名，我对毛泽东所知不多，虽然我们的家更近，我还认识毛的夫人。

      我个人的事，在爱荷华和芝加哥已说了很多，今天时间不多，我要讲得简短些。到上海后，我首先进了陈独秀办的平民女子学校，那是培养女共`产`党员的。后来又进上海大学，校长虽是于右任，但管实际工作的却是邓中夏、瞿秋白。这个学校我是从后门进去的，读了一年，仍然不满意。我想在座有很多人对此是容易理解的，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又年轻少经验，因此极容易对一切不满。我只读自己喜欢的各种小说，包括外国的小说。我也想去外国，但去干什么呢？自己也不明白。总之，我找不到满意答案，非常苦闷，想找人倾诉，想呐喊，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密盖住的火山。我于是在无其他任何出路的情况之下，开始写小说，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出名，只是要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这里连带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作家历来多是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无法分开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关系。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为文艺而文艺的人，也有一些作品，还写得很好，例如新月派的徐志摩，水漠社的戴望舒，现代印象派的李金发等；连创造社早期也号召为艺术而艺术，鼓吹浪漫主义，如郁达夫、郭沫若，他们也有不少好作品。但他们所号召的“为艺术而艺术”却发展不下去，莫说郁达夫从未写过浪漫主义作品，他一直是写实的，就连郭沫若后来也转了方向。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不是高雅的脱离人民群众斗争的“纯”艺术品，而是要求反映他们所遭遇的痛苦，说出他们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研究会（茅盾、叶圣陶等为代表）最早的理论到今天还能存在的原因。他们号召“为人生的艺术”，为现实生活服务，我就是跟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左倾的，一直走到共`产`主`义。这就是当时30 年代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所走的路，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到大众里去”。说实话，左联在上海人并不多，同情的有一群，真作事的却不多。但奇怪的是这少数人却能在文艺界起领导作用，他们出版的刊物一上市便抢购一空。另有一些作家如王平陵等的书，却老堆在书店里卖不掉。还有一些作家，打着“民族文学”的旗号，但这批人如今早已不为人知，连我也记不起几位了。另外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攻击过鲁迅和左联，至今还有一两位写文章的，但他们老说他们的作品没有市场，打不开局面。并不是他们的文章写得不好，只是没有人要看。

      这也说明了我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不是走到人民中去，不卷入时代的潮流，那么我的文学生命也早就完了。那些人就是因为生活圈子比较狭窄，眼光老看着身边，脑子里老想着个人的得失荣辱，想不到身外的广阔天地，所以多烦恼苦闷，就不能写得深，写得远。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一定要把小圈子的生活丢开，到大天地里去，到部队去当干部，到农民中参加斗争，到工人中参加建设，到青年中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感情。

      我的天地比较广大。但是否只要能够到处跑，就能拿回东西来呢？那也不一定。有许多年轻人有过这种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是临时办货性质，是去专门买一点东西，到处找材料，能找到一点就想赶快卖出去，连加工都很少，等于现买现卖的贩子，所以少有成就。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真正拿回一些东西呢？我不知别处是否也有同样条件，在我们中国是你随便走到哪里，你就立即成为该地的一个成员，就可在那里管事，可提意见，可动手作事。我开始也不很懂这些，后来才知道你一到某地，你就是某地的主人之一。例如我到农村搞土改，就是一个组长，要作调查，提意见，听汇报。土改完成后，分房子时，本村人都没有想起的房屋，我却能提醒他们，他们觉得很奇怪。其实只是因为我和他们老太婆、年轻人及其他人都能打成一片，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一起生活，向他们提建议，劝解夫妇和好，把大家都当作一家人，所以能很熟悉他们各自的情况。我去到那里，就从来没想过是去拿材料好将来写文章，我只想到是去干工作的，只是想如何能在那里好好长期生活下去，甚至当个村长也很好。

      我每到一处，想的都是怎样能在这里长期居住下来。我在北大荒养鸡，不了解我的人很奇怪，认为我是作家怎能干这种活。他们不知道我那时想的是有一天摘帽后能当个好的养鸡队长，我不是为了工资或地位，而是一心想如何能把业务搞好。“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狱中，有的时候就拿旧报纸在床上摆图型，设想何处应是养鸡场、运动场、饲料场等。

      我在夜校当文化教员时，就一直想如何干下去。我从未想过只有什么事才是最适合我的。我不觉得干某些事就是大材小用。只在离开那些工作岗位回来写作时，所有那些接触过的突出事件和各种人物，就在我脑中像电影一般不停转动。中国有一个常用的词，不知英文如何翻译，那就是“缘分”, 那就是你跟某些人或某件事总是没尽没完地结合在一起。我跟文学也是这样。

      我们文学上的确向来是有条条框框的，所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大事鼓吹“三突击”，他们就说我写的农民不够英雄。但他们讲他们的，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爱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毁誉都不放在心上。

      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来找我。我跟他说，如果有人写文章骂我，我也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我革命的政治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在跟一位共`产`党员说话。

      当我同一位作家谈话，说到在农场养鸡的事时，那位作家哭起来，说你是位作家，怎可让你干那种事。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任何工作都可以干。他说你虽是共`产`党，但首先是作家嘛！我说不！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任何事能作：能上，也能下。

      有些关心我的人也不了解我，问我有没有受不了的痛苦。我说是有的，那就是开除我的党籍，那使我最痛心。因为它在我和人民之间隔了一道墙。我那时想，我唯一的出路不可能是坐在家里写文章，而是要走到人民中去。文协许可我留北京写文章，我能有一个四合院，但只能困在那个四合院内。我不能过那种日子，我是自己要求去北大荒的。我提这个要求，不是要闯升官或成名的路子，而是要闯到人民中去的路。但闯这条路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己失去党员身份，这很不光彩，你必须不害“躁”，在人民中敢抬头。如果我过去没有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经验，那是不敢去的。因为我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会给我友谊和前途。事实证明我选择得对，但这要花很大气力的，否则也不行。他们几次三番向上面建议说，应该为我摘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用尽方法保护我，要使我完全不受冲击是不可能的，但可减轻冲击。

      中国共`产`党很伟大，但也有过错误，有时左，有时右，为此受了损伤。党受了很大的损伤，个人当然也受了损伤。我坐了五年牢。有位朋友还坐了十年牢，出狱后我们相遇，我问他们有何感想。他说，党受的损失很大，我个人倒得到了一些东西。我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得到很难得到的经验，得到人民的友谊。如要说损失，也比较小，损失了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很伟大的，敢于承认错误。这口头上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党又把我们的名誉、地位完成恢复过来，等于承认过去整你整错了。这种事在古今中外似还少见。我现在完全自由说话，我能来到美国就是很好的说明。在我以前已有艾青、萧军来过，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这对中国来说，可说是跨了一大步，但可说美国也是跨了一大步，美国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如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有今日的中美关系的。

      周文中先生去年去中国，我们见了面，很欢迎他；聂华菩夫妇也去了，作家协会很欢迎他们。

      我说过，我走到哪里，就常会喜欢哪儿。我觉得我去过的地方都有它的趣味。我来美国前还不怎么想来，来到了爱荷华，我很快就爱上当地的风景；但我仍想，也许是小城特别优美，大城市就不会有什么趣味。可是今日来到纽约一看，虽所见尽是高楼大厦，却觉得它也另有一种风味。这使我想起我本来是只爱国画的，不会欣赏立体画，或印象派的画，今日看到纽约的高大建筑，就想到也许西方人就欣赏那样的画。

      我见到了一些美国人，我对他们很感兴趣，觉得他们都是很少城府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绕大圈子。我想能多认识几位美国朋友，也许回去后能写他们。

      我这是信口开河，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谢谢大家。

      选自《 丁玲论创作》

作者简介：丁玲1904 一1986

  
      中国现代女作家。《 莎菲女士日记》 是她的成名作。1930 年起参加左联，开始了革命生涯。她的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是以华北土地改革的生活素材写成，曾获斯大林文学奖。解放后，她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离开文艺界，直到1979 年才恢复名誉，重新开始创作。

      这篇演讲是她出访美国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通篇演讲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幽默见解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她以“不知诸位想听我说些什么了”开场，使听众顿生轻松、随意感，就像听她拉家常一样。短短两千字的演说活龙活现地勾画了丁玲从小到老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思想轨迹：她是如何追寻着“为人生的艺术”文学观，她的深入生活，绝非浮光掠影，而是实实在在地到人民大众中间去，去“跟某些人或某件事总是没尽没完地结合在一起”。她形象地把这种交融不分的情状描述成“缘分”。真是微词妙语，恰到好处！

      我们知道，丁玲遭迫害长达二十余年，她却毫不怨恨、责怪，只是悲叹党受的损失太大，至于个人反而得到了一些东西。这种看似悖反的思维，一经听众理解，便会迅速改变旧的认识结构，从而豁然开朗，引起说者和听者的心灵犀通，幽默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