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被时代”，心中难免有一点沮丧。但我更多的是欣喜与希望，因为意识到“被时代”，说明多数人的民权意识已被激活，不满足于被安排的命运中而浑然不知，或者泰然处之，“被”字作为一个年度标签被提出，正是普遍的民权意识觉醒的标志。

　　钱穆先生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一直抱有温情脉脉的认同与尊重，以这种态度来研究历史未尝不可，但若以历史研究的态度来代替价值判断就谬之千里了。比如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是很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仅仅是表面上的生活状态，比起现代化企业，古代的农民确实更能安排自己每天的作息。可这种“自由”并非法律层面的自由，即非获得主张自己权利的自由，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官员或是百姓，不得不依附于一个个共同体。这种依附是身份上的依附，不是现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中，通过契约构成的相互依存。身份上的依附是不平等的，契约基础上相互依存是平等的，订约的双方没有谁比谁大，哪怕一方是穷光蛋一方是百万富翁。

　　在传统中国，人们几乎就是在“被时代”中度过一生，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好像如此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出生后，就被捆绑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里。三纲五常即是“被时代”的宪法性纲领。不但未成年时，一个人的命运会被长辈安排，即使成年了，你的婚姻，你的财产甚至你的人生安全，都要被父亲等长辈安排，这一点我们看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巴金的《家》，就深有体会。中国人很熟悉的寓言《愚公移山》中，那位要把挡路的大山挖掉搬走的愚公，自作主张安排他数代没有出生的子孙的命运，要求无穷尽的子子孙孙来挑土移山。而一个人在社会上，亦是如此。就如一个有暴力撑腰的物业公司硬要“服务”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很难和他平等的博弈，只希望他的服务稍微好一点，价格不要贵得离谱。这样的情形下，业主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比如年底小区联欢会上，物业公司自我表扬他们是多么的心系业主，服务质量是多么的优良。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命运被安排、权利被代理的状态极度不正常，与现代文明规则格格不入时，这就是伟大的进步。意识到“被”的荒谬，便是摆脱“被”命运的开始。